星辰娱乐苹果在那里下载|盛世如你所愿,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 “最后一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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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娱乐苹果在那里下载,文/秦九凤

十五、最后一次签批文件

1975年9月20日下午,是周恩来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和汪东兴都来到了医院,以便随时知道手术进展情况,了解手术结果。万一发生意外,还可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场下决心。

就在医生、护士们紧张地为手术做准备时,周恩来突然想起了什么,要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赵炜回他的西花厅办公室,从保险柜中拿来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稿。周恩来用了很长时间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据周恩来保健大夫张佐良回忆:

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等候,专家已进了手术室,穿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帽子和口罩。各科专家分别站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或仪器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静候周恩来尽快进入手术室。

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卫生间伏案看东西,门虚掩着,护士就等在门外。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了三十多分钟,仍不见他到手术室去。在门外走廊里等候的人们开始焦急了,你看我,我看他,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这样,邓颖超、张佐良先后悄悄走进卫生间,见到周恩来正在伏案书写。他写的什么呢?

据周恩来军事秘书张作文、邓颖超秘书赵炜他们回忆,周总理当时头脑十分清楚:这次进手术室后很难预测自己是否会躺在手术台上起不来。因此,他要把关于自己政治品德的后事交待清楚。这就是国民党特务当年在上海中外报刊上炮制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件事无论是在当时上海的临时中央还是江西的中央苏区,都已经清清楚楚,是国民党特务造的谣。因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周恩来已无法在上海继续领导地下斗争工作。于是中央决定周恩来撤到中央苏区,这个谣言在上海见报时,周恩来已进入中央苏区两个多月,只是由于严格保密,国民党特务无从知道罢了。

◆心忧党和国家命运的周恩来。

谁知三十多年后的“文革”时期,社会上竟然刮起了“周恩来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的邪风。他们的主要证据就

这是江青对周恩来的公然挑衅:在“文革”中,原本忙得焦头烂额的周恩来没有想到“抓叛徒”竟也抓到了自己头上。他知道在那清浊不分,是非不辨的特殊时期,凭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也足以能致人政治上、生命上于死地。他马上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来库存的当年登载“伍豪启事”的报刊和后来我们党在报刊上反击敌特的相关资料,然后进行梳理。据赵炜回忆,那些旧报纸太多了,堆起来有她两个人高。周恩来在进一步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于1967年5月19日,也就是江青给他写信的第三天,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

伍豪等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与此同时,周恩来当天还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除了说明是敌人当年伪造外,还请示是否与有关人员再约谈一次。毛泽东在接信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然而事情并未至此平息。不久,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材料组,竟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编进了他们的55期《抓叛徒简报》。他们这样做意欲何为?明眼人一见便知。人们不能不提高警惕。这也说明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并没有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而罢手。因为毛泽东只批给了“文革各同志”,连政治局成员也不知道。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不得不又做了许多工作,又在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嘱咐,详细讲了“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对自己的这次讲话进行录音,然后由邓颖超亲拟一个题目,叫《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同志1972年6月23日晚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报告》,再根据周恩来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文末注明“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的要求是,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及有关文献材料,都作为档案,保存到中央档案馆。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了解这一事件真相,防止以后再有人利用它制造事端。但是事后却一直无人落实,这就迫使周恩来又不得不在自己进入手术室前,怕自己万一下不了手术台而留下这个历史问题。所以,就有了周恩来临上手术台前最后一个签批的文件。

十六、最后一个嘱托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住在医院的周恩来让值班卫士高振普打电话到西花厅,点名要赵炜随邓颖超去一趟医院。赵炜是一位女同志,她多年在西花厅工作,直至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与邓颖超同志朝夕相处。于是,邓颖超同志在赵炜陪同下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当时,西花厅的所有工作人员见到周恩来都面临一个称呼的难题:即见到他老人家怎么称呼他。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高振普还是赵炜,都因为叫他总理而被周恩来批评说:“我都不能工作了,你怎么还叫我总理?”(对高振普)“我现在不干工作,别叫总理,说一声‘您好’就行啦!”(对赵炜)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西花厅。

西花厅到305医院很近,跨过一条文津街就到了。所以,赵炜很着急:不让叫总理,他病成这样你还招呼他“您好”也不合适呀。赵炜想着想着就已经和邓颖超下车了。她只好求助似地问:“大姐(指邓颖超),我见到总理怎么叫他?对他说什么呀?”已经下车的邓颖超停下脚步听赵炜说了原委,然后又沉思了一会,才说:“你就还叫他一声‘总理’好啦,不用说别的话,最主要的是你见到他以后千万不能哭,千万!千万!!”

邓颖超这么一说,赵炜心中既难过又有数了:周恩来的病可能更沉重了,身体康复的期望越来越小了……

赵炜随着邓颖超走进周恩来静静的病房,来到周恩来病床前时,就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轻声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一见是赵炜,从被子里伸出瘦瘦的右手,说:“握一握手吧!”赵炜忙说:“总理,我刚从外边进来,手凉,就不握手了吧!”

周恩来一听,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赵炜,声音微弱地说:“没事”。接着,周恩来又从被子里伸出他的左手,用两只瘦弱无力的手拉住赵炜说:“你要照顾好大姐。”

周恩来这么一说,令赵炜猝不及防。她那眼泪一下就从眼眶内流了下来。这时,也站在周恩来病床前的邓颖超连忙用手使劲地拉了拉赵炜的衣角,示意她不能哭,以免使周恩来更难过。为了缓解赵炜的情绪,邓颖超赶忙和周恩来说起其他话题。憋着一口气的赵炜趁机跑到病房门外,到走廊西头以后终于失声痛哭。

◆2001年4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偕夫人曹睿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吴老挥笔题写了“教诲难忘”四个大字。

周恩来没有子女,只有邓颖超与他相伴一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要交待赵炜照顾好邓颖超。那天,周恩来还交待邓颖超以后每天从西花厅来医院时都要有赵炜陪着。

十七、最后唱的歌曲———《国际歌》

周恩来生前十分喜欢唱歌。无论是他老家的苏北民歌、家乡小调,还是后来的革命歌曲,或者是一些经典作品,他都爱学、爱唱。

在中南海西花厅,夜间办公累了的周恩来会停下手中的工作,让工作人员放起陕北民歌《兰花花》的唱片,自己还甩着他那负过伤的右臂,轻声跟着唱,待消除疲劳后,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因此,许多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都说,“多才多艺的周总理常常通过唱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展示他的才华。”

周恩来是1921年春天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一往无前、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因此,他在旅欧期间就学会了唱《国际歌》。打那以后,遇有适当时期,他就会用《国际歌》激励自己。

1928年曾担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同志回忆,当年蒋介石屠杀了周恩来的战友、中央军委书记杨殷以及刑士贞、颜昌颐之后,周恩来难过得几天没说话,只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声音很低很低地吟唱着《国际歌》。他是在用《国际歌》的歌声寄托自己对逝去战友的哀思,用歌声激励自己继续奋勇向前,籍以告慰亡灵。

◆1998年2月16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在淮安参加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活动。

时间进入到1975年12月中下旬以后,周恩来病势沉重,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的弥留之际:时而昏迷,时而苏醒。但他仍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疼痛袭来了,他不叫不喊,有时实在难受了就抓住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同志的手或其他东西强忍着。据他的卫士乔金旺对笔者说,总理疼得实在厉害了,脸上汗珠往下滚,他望着我说:“老乔呀,我能哼哼吗?”乔金旺一听,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

乔金旺还记得,总理有一次因病痛袭来,就紧紧抓着大姐(指邓颖超)的手,轻轻哼起《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开了头,邓颖超也跟着他和声唱着,直到他又一次昏迷过去,那悲壮的歌声才停止。

十八、最后说的一句话

进入1976年以后,周恩来的病情已经极端恶化,很多时间都处于昏迷弥留状况。

1月7日晚,周恩来的气息已十分微弱。他的医疗成员和护理人员已经连续昼夜守护在他的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许,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吃力地微微睁开双眼,认出了守候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吴阶平大夫在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曾与夫人曹睿来淮安参观瞻仰周恩来纪念馆,笔者曾就上边的这句话当面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说,当时总理是说了这样的话。吴老还追述说,总理得病后,主要是主席(毛泽东)离不开他,像他这种膀胱癌的病症,如果开始治疗后就能得到很好的休息,那他的结果也许就不会是现在的这样。当时总理实在是太忙了。

◆2000年4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偕夫人参观完周恩来纪念馆,向地方干部群众告别。

朱镕基同志在他的总理任上也曾偕夫人劳安来淮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笔者时任周恩来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朱镕基同志从车上下来后,我就一直跟在他的左右,寸步未离。当讲解员讲到周恩来说的上边这最后一句话以后,接着又说:“这就是人民的好总理,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想到的仍然是他所热爱的人民,在他的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听到这里,朱镕基和劳安都是泪流满面。朱镕基走出展厅,登上中巴车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并致意时,他的左腮帮上还挂着豆粒大的一滴泪水。

十九、最后一次约见部长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这一天,他的体温升至38.7℃,加之他已长时间不能进食,已经处于半昏睡的弥留状态。

忽然,周恩来醒来了,他对身边人员说:“我要见罗部长。”“我要见罗部长。”由于高烧,周恩来说话口齿不很清楚,身边人员好不容易才听清楚,他是要见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

据笔者1997年在京拜访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同志,他告诉笔者:

当我们听说总理要见罗部长时,就给罗部长打了电话,然后派车去接。罗部长来了之后,刚进病房,总理就又昏睡了过去。罗部长只好在病房旁边的小客厅里等候。一直等到快中午时,周总理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部长到总理病床前坐下。总理同他没谈几句就又一次昏睡过去了。谈话只得中止,医护人员马上进入病房进行检查和抢救。罗部长就退到病房外焦急不安地等候。

罗部长一直等到周总理又一次醒来,可是,话还没说完,总理就对罗部长十分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说完,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样,罗青长部长又一次退到病房外边等,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总理也没有醒来,罗部长只好流着眼泪遗憾地回家了。

据笔者1996年在京走访罗青长老人,他说,周总理主要谈的是对台工作情况,他关心着台湾回归祖国,问了台湾的近况,要我不要忘记在台湾的那些老朋友,比如张学良、张镇等。还有一些联络关系等情况。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召见的一位中央部长。他临终了,想着祖国的统一,想着台湾同胞,思念着曾帮过我们的国民党朋友。他是何等的重情重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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